一个偷渡者

来源:88137.com辉煌一站 | 时间:2017-06-15

一个偷渡者

接应的船只迟迟不来。在这不知名的小岛上,他已等了几个小时,太阳开始西沉。

没人看得出,他和一个偷渡客有什么区别,他穿着渔民们常见的衣衫、裤子上有破洞,戴一顶斗笠,神情焦灼、憔悴,像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宝岛”上讨生活。不过,他有点上了年纪,不知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

他不是惯常的偷渡客,www.jnh8.com,他要回到的不过是自己家乡。为了这个时刻,他已等待了十年,也尝试各种方法。

他曾试图从马尼拉、从东京、从汉城搭机回台北,却都没成功。这真是荒诞的一幕,自从1979年以来,他是台北的国民党政权最著名的在逃犯之一,涉嫌重大的“叛乱罪”,当他试图回去投案时,却又被台北千方百计地阻止,航空公司拒绝让他登机,国民党的情治人员在海外截止他,他不得不刻意装扮,不断发布假消息,期望蒙混过关。

这些未遂的行动,却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关注。八十年代的亚洲正卷入民主化的浪潮,在某种意义上,他与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韩国的金大中一样,成为了著名的流亡政治领袖,他们也都在对抗一个由美国支持的威权政府,也都仰仗来自美国内部的民主力量。阿基诺更是对他有直接启发,www.jnh8.com,这名被马科斯放逐的参议员在1983年试图直接闯入马尼拉,结果在机场遇刺,他的死亡激发了菲律宾的反抗运动,并在1986年的总统选举中将阿基诺夫人推上总统之位。

不过,许信良也足以为自己的骄傲。1986年11月30日,他侥幸抵达了台北的桃园机场,尽管没机会下飞机,却有成千上万人来来机场迎接他,与对峙的镇暴警察发生冲突,酿成著名的“桃园机场事件”。这是他期待已久的群众热情,一名政治人物的兴奋剂。而九年前,正是他参与的一场选举,才开启了台湾的街头运动传统。

在流亡生涯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这与群众失去联系的“无根感”,任你有多少的热情、多坚定的主张,都像是失去了标靶的子弹。在流亡最初的岁月里,面对着高雄事件、美丽岛审判、林宅血案、陈文成事件,这一浪接一浪的悲剧,激发起他的义愤还有深深的内疚??他不在场,未能分担同志们的痛苦。这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他创办《美丽岛周报》、在海外台湾人社区中举办演讲,没人有人比他适合讲解台湾的现状,他是国民党体制的背叛者,既了解国民党,又了解“党外”运动。

他不是个天才演讲者,在演讲的最初,他常有点生硬,“然后才渐入佳境,最后以充满信心的语气带来了演讲的高潮”,他的视野开阔更是有目共睹,“他重视的,是整个运动,而不是个人,他强调的,是格局的开阔,而不是派系纷争”,在他兴奋之时,头发日渐稀疏的脑壳,会尤其光亮,似乎是脑力激动所致。他的个人魅力,也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他们都试图在遥远的异乡做些什么。在聚会现场,一旦《黄昏的故乡》的音乐响起时,人们必定被一种激动又凄凉之感,紧紧攫住。

在最初的激情过后,现实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去哪里筹集足够的资金与人力来支持这一切?倘若这些声音不能影响到台湾,这努力又有何意义?海外的台湾人社会本就人数稀少,其中的大多人深受被国民党长期在白色恐怖影响,一心想躲避政治,他们中良知仍在者,即使在华盛顿、西雅图参与反国民党的游行,也不忘带上口罩,担心无处不在的国民党情治人员的揭发。而即使在这样社会基础狭小的政治社区中,反对力量仍派系林立,尽管他们都共同反对国民党,却可能出自截然不同的理由??支持台独的,支持两岸统一的,左派立场的,右派立场的,再加上人际关系的复杂,更是乱做一团。

他以“不可救药的乐观”著称,但即使如此,他在很多时刻也不免黯然神伤。除去少量的朋友,人们躲避他,而家人更是要承担更具体的后果。他建立各种联盟总是很快破裂,创办的杂志总面临资金与人力的紧张。

与他共同编辑报纸的陈芳明用哀伤的笔调回忆起这种岁月,他们租用没有窗户的破屋,在最廉价的墨西哥餐厅填饱肚子,在长夜里漫天寥解寂寞,而他们写下的、编辑的文字,像是“在北美的一个阳光城市,我们象极停留在宇宙中流亡的行星上,朝着自己的母土传递信息”……他们的声音除了在海外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少许回应,对于遥远的台湾到底有何作用。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行动者,做一个流亡者无异另一种牢笼。

绝望之时,暴力革命也成为了选择。在他编辑的报纸上,他刊登了《都市游击手册》的中译本,似乎期待武装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他还与北京政权产生过关联,谁也说不清,他是否拿到过共产党的资助。

在一个沉默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或许还能带来少许的启发,能延续革命的“香火”,但当台湾内部的运动兴起时,他们显得多么多余。回到台湾,变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接应的船只终于来了,它有一个俗气的名字“金满财号”。这是在许信良放弃希望,坐上小船准备回到福建渔村的途中遇到的。在两船相错时,他跳上了大船。接应者也只把他当作另一个偷渡者,这一带从来偷渡成风。

在夜晚穿越黑漆漆的台湾海峡时,他一定百感交集,既为自己,更为台湾的命运,四个世纪来,一代代中国人要把命运交给大自然,穿越这宽阔的“黑水沟”到台湾寻找新人生。这岛屿的命运如今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

“他们为你花了多少钱”,我指着墙上悬挂的福建省地图问他。我们坐在他布局简单的办公室里,他穿一件蓝色宽大衬衫,头顶光亮,气色上看不出任何刚刚经过七天绝食的痕迹。

他坐在立法院门前绝食抗议,短暂的登上过新闻,不过它很快淹没在台湾信息爆炸的媒体上,人们甚至没兴趣知道,他为何要去绝食?时代变了。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成千上万人去机场迎接他的景象,而“绝食”则再没什么冲击,不过像是某种过时的表演。在他与同志们用道德勇气建立了民主之后,民主似乎抛弃了他们。他们的声音,曾在一个寂静的时代振聋发聩,如今则不过是另一种杂音。

“那个不重要!”他对我摆摆手。他记不请具体的数字了。不过,我总想起那个帮他偷渡的同学,他连夜逃到了香港,半年没敢回台湾,他在福建的工厂则倒闭了,受到牵连的有七十多人。他们是被遗忘的牺牲者。

他不是个好的谈话者,重复、碎片化,更缺乏细节,他也对于谈论自己、回忆往昔没什么兴趣,他也不在乎你的问题,只谈自己正在想谈的,www.jnh8.com

他要谈的台湾的命运、中国的未来、还有他念念不忘的“全球体制”。有时,我突然会觉得自己坐在托马斯·弗里德曼面前,听他大谈“世界是平的”。

他是那种最典型的现代化论者,历史是有指向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未来比现在更美好,比起这历史的动力,个人遭遇实在不算什么。他的确是以一名坚定的“现代化论者”进入历史舞台的。那是1971年的台湾,《大学杂志》连载了《台湾社会力分析》一文。这篇文章轰动了政界与知识界。

台湾正处于一个转折时刻。一方面,它在外交上处于另一个风雨飘摇之时,而在内部,它则面临着权力的更迭??蒋经国正逐渐进入权力中心,而同时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台湾正在步入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像一位历史学者所写的“人口的增加和流动性的增大,工商业的繁荣和发达;国民所得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知识水准的提高;对外贸易的扩张、交通的发达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人才辈出,资本家的出现、新兴中产阶级的产生;对美对日的门户完全开放,大批留学生的回国,新思想新潮流的刺激,和政治意识的早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诞生。”

怎样认识这个真实的台湾,它不是“反攻大陆”的基地,不仅仅是缩小的中国。四位作者都刚过三十岁,都是战后台湾出生、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人。倘若五、六十年代的气氛是沉闷的、压抑的、逃避的,这一代人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大学杂志》正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他们的公共关怀与改革意识。

以“许仁真”为笔名的许信良的个人经历见证了这种转变。他出生在1941年的桃园,儿童时期他沉浸于中国的传统文学,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精忠岳传》,那个忠义的男性世界牢牢的吸引着他。他也以“少有大志”著称,在日后他自己不断重复、别人也乐于引述的神话是,六年级时就以“大总统”为志向愿。

在政治大学的岁月里,他看起来正是国民党的教育理想的典范??一方面,他身负中国古典文化中理想情结,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又笃信“三民主义”,他头脑中的国民党,还是个北伐前、为革命献身的国民党,尚未意识到国民党教育描述的中国与他现实生活的台湾之间的巨大沟壑。

1967年,他考取了中山奖学金,前往爱丁堡读书。在接下来两年中,他遭遇人生的巨大洗礼。学生运动正席卷欧洲,他第一次看到青年人可以这样表现出他们的主张与力量,那也个左翼思潮泛滥的年代,在台湾被压抑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理想色彩,正符合他一贯接受的中国理想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分析方法,则吻合了他粗线条的思维。除去披头士、左派理论、学生运动,在游历欧洲的岁月里,他还尤其关注正在形成中的“欧洲共同市场”,它是20年后大行其道的全球化的前奏。

归国不久,舞台正为他展开。他进入中央党部工作,有了《大学杂志》这样的平台,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即将接掌权力的蒋经国则摆出了开明者的姿态,他要笼络青年知识分子与本省人,“催台青”说法流行一时,象许信良这样的人物,正是这潮流的最佳代表。

更何况,《台湾社会力分析》一下子就把推向了关注的中心。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实在没有太多惊奇之处,不过是用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来分析台湾。但在当时,它却突破了很多禁忌,严肃而坦诚地谈论现实问题与危机,就是对纠缠于各种意识形态与谎言的舆论界的一次解放,当他们用“社会力”这个概念时,实际在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力量的倾斜,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国家权力以不可、也不该控制各种不同群体,应给予社会更大自主空间,台湾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家主导的发展,也来自于不同的民间力量,

不过,这仍是尚可以容忍的“突破”。论述是去政治化的,既不直面“威权”主义、更不提外来政权的合法性,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发展问题,这种发展主义也暗含着一种强烈的乐观,只要发展一直持续,所有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这与蒋经国即将展开的新建设高潮,正不谋而合。

在接下来的六年中,许信良成了新生代中最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而英国的经历也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他,他发现这些街头的青年人,不是以思想而是以行动来改变世界,他们倡导的价值习以为常,但他们却敢于把言语转化成行动。

成为一名论述者不能满足他,况且他称之为“台湾之春”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持续了两三年就停止了。他也意识到,唯有直接投身于政治行动,才更可能产生改变。

他当选了省议员,在省议会中以直言不讳著称,成为了一名“太保议员”,相信唯有在议会上表现出某种“粗鲁”,才可能冲击官僚系统的惰性。在四年省议员的生涯里,他把关注集中于民生问题,以士大夫“为民请命”的风范自居,他以问政纪录出版的著作名为《风雨之声》,取自清末两江总督沈葆祯的名言“臣朝奉雷霆之诏,自省衍(心)尤,然夜闻风雨之声,难安枕席”。沈葆祯为了救济灾民,而未经朝廷同意开仓赈灾,而被处罚,而他以同样的情怀为台湾平民争取权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